马基雅维利时刻
面对民主制度的堕落与民粹化，威权统治似乎是从这一版本胜出的社会形态。
集权与统治技术富有、受过教育的人，为什么愿意为了宗教和来世发动自杀式袭击？
对话、威慑、国际援助和传统军队都显得不够。问题从政策层面下沉到现代政治的根基：人究竟是什么？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humanity would be viewed on par with the struggle among the Lilliputians about the correct way to cut open an egg. Hobbes, the first truly modern philosopher, boasted of how he deserted and ran away from fighting in a religious war; a cowardly life had become preferable to a heroic but meaningless death. The Enlightenment undertook a major strategic retreat. If the only way to stop people from killing one another about the right way to open an egg involved a world where nobody thought about it too much, then the intellectual cost of ceasing such thought seemed a small price to pay.
对于现代世界来说，关于人类本性的问题，将被视为与小人国人关于如何正确切开鸡蛋的斗争是一样的。霍布斯（Hobbes），第一个真正的现代哲学家，吹嘘他如何在宗教战争中逃跑；胆怯的生活比英勇而无意义的死亡更可取。于是，启蒙运动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战略撤退。如果阻止人们为正确的开蛋方式而互相残杀的唯一方法，是建立一个没有人过多思考这个问题的世界，那么，停止这种思考的智力代价似乎是很小的。
The Straussian Moment
什么是美好生活？何为人？城市、宗教与牺牲意味着什么？
三十年战争之后，西方把终极问题私人化：若讨论真理会导致互相残杀，那么不再讨论似乎是较小的代价。
既然无人能权威地知道人的终极目的，就让个人保有宗教、言论、财产和交易的自由。
避免欧洲式宗教战争，释放商业与创造力。
儿童、罪犯、卖淫、器官、契约奴役如何处理？
财产若源于征服和掠夺，产权如何获得正当性？
非西方没有同步经历宗教私人化；来世可能重于自保。
敌人的存在迫使共同体回答：我们是谁？什么值得保卫？政治无法被单方面宣布终结。
如果一部分人宣布不再承认敌人，那么，根据情况，他们就会站在敌人一边，并帮助他们。《政治的概念》
这个政治实体从本质上讲，不可能是包容全人类和整个世界的普遍性。《政治的概念》
否认敌我区分不可消除，把战争转化为警务、法律或治理问题；结果可能是无法辨认生存性威胁并组织抵抗。
恢复牺牲、敌我与主权决断；结果可能是在对抗中复制敌人的逻辑，摧毁现代西方与敌人的差别。
政治不会因否认而消失，反而会因否认而造成误解。
为了战胜敌人，我们可能被迫采用敌人的信仰语言、斗争方式和暴力逻辑。
可是，西方若把伊斯兰理解为“天赐敌人”，并诉诸同样的暴力、宗教化的回应，那么就会消除自己与敌人的根本差别。你必须很好地选择自己的敌人，因为你很快就会像他们一样。
自由主义为了让不同宗教和价值观的人和平共处，只规定最低限度的共同规则，却尽量不回答这些“厚重”问题：
施特劳斯试图保住现代西方，同时让少数人重新看见城市、人性、建国与例外状态的永久问题。
真理存在，但未必适合无条件公开；极端状态需要非常行动，而非常行动又必须“披上面纱”。
“时刻”意味着：当旧秩序失效时，某位思想家的核心问题突然成为时代问题，其政治答案也随之获得现实解释力。
面对民主制度的堕落与民粹化，威权统治似乎是从这一版本胜出的社会形态。
集权与统治技术对”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的恐惧，压倒了其他的恐惧。于是人们授权一个最高主权者，上缴自己的暴力权，换取人身安全。
反对内耗把权力视为服务个人权利的受托物，而不是天然应被服从的主宰。资源应“足够且同样好地留给他人”
财产权理论主权者，就是对例外状态作出决定者，例如战争、恐怖袭击等事件发生时，他们可以声称原有的制度不够用。于是，民主政体可以一夜变成独裁政体。
独裁为什么叫“施特劳斯式的时刻”？9·11 暴露了自由主义的盲点：它能保障和平生活，却难以理解愿为信仰赴死的敌人。蒂尔因此借助施特劳斯思考敌人、例外状态与秘密行动，同时拒绝把强权政治变成永久原则。
洛克式自由主义创造繁荣，却把宗教、人性与牺牲问题排除在公共讨论之外，因而难以理解愿意赴死的敌人。
承认施密特所揭示的敌人、例外与决断，同时拒绝把敌我政治公开提升为西方的最高原则。
以隐微知识和秘密行动补足公开自由主义；但若危险真相终将普及，这个平衡只能是短暂的“时刻”。
秩序原本就从“所有人反对一人”的替罪羊机制中生出。宗教、祭祀、王权和法律都是对创始暴力的重复、遮蔽与限缩。
我们固然可以暂时采用施特劳斯式的“危险知识可由少数人隐秘管理”，但是，“真相会在历史中缓慢但不可逆地普及”。因此，吉拉尔式的分析，揭示了政治秩序产生与维护的机制。
人不仅模仿行为，也模仿他人的欲望。
双方越来越相似，并都把自己理解为正当反击者。
所有人联合反对一人，杀戮带来暂时和解。
受害者被说成有罪而强大；祭祀、王权与法律重复并限制暴力。
现代人看见受害者无辜，旧机制失效，暴力可能失去边界。
施特劳斯相信多数人未必接受创始暴力的真相；吉拉尔认为受害者启示虽然缓慢，却不可逆。
分歧不只是真理内容，而是历史时间：秘密能否继续被管理，还是事件本身终将让所有人理解。
危险知识可通过隐微写作留在哲学精英内部，城市继续依赖公开信念。
受害者真相不断被揭露；未来将不再存在真正的隐微知识。
把宗教、暴力、终极问题降温，转向商业、权利、舒适和程序；但面对战争、恐怖主义、牺牲与敌人时，容易变成失语的世俗技术秩序。
重新承认政治的严肃性：朋友 / 敌人、决断、战争、主权。但这条路太危险，容易让西方为了战胜敌人而变得像敌人一样，重新滑向神圣化暴力。
少数明智者保留危险真相，用审慎、隐微、国家技术与情报体系维持秩序。但吉拉尔揭示的模仿暴力和替罪羊机制，已经越来越难被遮蔽。
荣耀、信仰、模仿和牺牲无法被利益模型吸收。
敌人、例外与自卫仍然存在。
建国、法律与神话可能保存着被掩盖的暴力。
揭露可以解放，也可能瓦解；关键在于把反思转化为共同决断。